1937年12月，新四军在南陵一座小小的祠堂里举行编成仪式，叶挺用力握着刚刚交到手中的军旗，他一字一句地说：“只要还有一兵一卒，就要把它扛到底。”这句誓言，既像对四万官兵的承诺，也像在向历史申明一个身份——他，才是这支人民武装最早的统帅。
追溯时间线，要回到1925年。那一年，广东惠州的青年军校教官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名义上，这支队伍挂的是“国军招牌”，实际骨干却由共产党人掌控。数百条枪，几百号人，却在短短数月接连打下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三座关隘，北伐大军亦因此士气高涨。史料记载，前敌总指挥部曾电告汀泗桥捷报：“叶部冲锋在先，官兵用命，歼敌千余。”先锋之名由此确立。
有意思的是，随后扩编的第四军下轄序列没有沿用传统番号，而是把“独立”二字保留了下来。原因很简单：此团不仅听命于国民革命军，更对中共中央直接负责。换句话说，这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隶属我党的正规成建制武装。后来成了元帅、将军的一大批人物——陈毅、林彪、粟裕、许光达等——都在这支部队里完成了“兵之初”教育。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城枪声，是叶挺军事生涯的第二道拐点。叶挺与贺龙并肩，以独立团旧部为主力，另合编周士第、聂荣臻等部，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虽然五天后即撤离，但留存的数千官兵化整为零，随后在湘赣边界再次集结，为秋收起义输送血液。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当年正是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这条脉络清晰可循。
井冈山会师时，朱德、毛泽东共议番号，朱德提出“红军”之名，毛泽东提议称“第四军”。原因不难理解：北伐时期的第四军独立团是红色起点，延续旧番号既致敬先驱，又可彰显血脉正统。于是，红四军成为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整编主力师级单位，而这层“首创”烙印，恰恰源于叶挺。
1931年，叶挺因“中原事变”受拘押，远离前线八年。有人据此误以为他的历史贡献被中断，甚至淡忘了“总司令”桂冠曾经落在他头上。其实，中革军委早在1927年秋就秘密通过文件，任命叶挺为工农革命军总司令，朱德为副总指挥。该任命虽因战争环境并未公开，但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延安反复确认这一史实。1941年1月，叶挺率新四军北上途中遭皖南事变扣押，蒋介石电报称其为“纳降之将”，周恩来在延安怒拍桌案：“叶挺是我们人民军队第一任总司令，何来纳降！”可见党内对其地位的认定从未动摇。
1946年3月，叶挺飞机失事殉国，年仅50岁。噩耗传到延安时，毛泽东沉默良久，仅叹一句：“痛哉，好人长短命。”次日《解放日报》刊文悼念，标题为《首任人民军队总司令叶挺同志永垂不朽》。这也是党报第一次公开使用“首任总司令”称谓。朱德亲撰挽联八字：“章程首出，功在人民。”毫不讳言将“首出”二字送给昔日战友。
那么，为什么后来在大众记忆中“首任总司令”被默认为朱老总？答案藏在时间跨度。叶挺1946年牺牲，次年全国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指挥大局的是时任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朱德；1949年后，他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战争胜利、共和国成立，人们最常看到的军队最高首长是朱老总，加之叶挺未能进入建国后的领导层，“首任”这一历史细节便逐渐被遗忘。久而久之，大众在“总司令”与“朱德”之间划上等号，也就不足为奇。
必须指出，朱德自己从未否认叶挺的优先顺位。抗战时期，叶挺奔赴延安之初，朱德在枣园亲自迎接，两位老战友拥抱后，朱德笑称：“欢迎回家，老总司令。”旁人听来或觉玩笑，熟悉两人履历者却心知其意。1962年，朱德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还专门提及：“若论我们这支军队哪年有了自己的总司令，当记1927年南昌城，叶挺在前，我在旁。”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至今仍能查到这段文字。
当然，历史不会因称谓添减功绩。若无朱德十年浴血指挥，红军恐怕难以闯过长征的残酷考验；但若无叶挺在北伐与南昌的首倡，亦难有后来井冈山的火种。两位将军的关系，恰似接力棒：叶挺把火种点燃，朱德把火炬高擎。把这一传承理清楚，并不是为了厚此薄彼，而是让每一段付出都能在史册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今日再看我军序列，“独立团”已成历史名词，可其精神仍灼灼生辉。凡研究中国革命武装起源者，大都会回到那支隶属第四军的特殊团队，也必然绕不开“首任总司令”叶挺。证据并不复杂：1926年任团长，1927年兼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新四军成立时仍被推举为军长，一脉相承，逻辑自洽。朱德后来官至元帅，声名显赫，却从未向师兄弟们隐瞒源头——他所带领的每一支队伍，都能在叶挺独立团里找到祖宗。
历史的舞台上，有的人站在聚光灯下，有的人默默退场；然而荣光并不会因此减损。叶挺将军以“先导”二字写下的传奇，仍闪耀在我军史册第一页。正如叶挺当年在《囚歌》中写道：“只要自由仍在，战士终会归来。”而真相，也终会被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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